中国的强大生产能力为何无法支撑消费增长？

中国常被认为拥有全球最为全面的工业体系，这一点的确是有其实力的。然而，如果将市场规模拓展到全球进行比较时，就会发现，规模庞大的体系并不一定意味着效率最高，这正是大卫·李嘉图所指出的比较优势的例证。与美国相比，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，而能源消耗却偏高。换句话说，尽管中国的生产总量很大，但利润却不一定丰厚。以苹果手机为例，最终组装的步骤是在中国完成，因此这款手机的整体出厂增值被计入中国的GDP。这也就导致了一个明显的现象：尽管中国的产值巨大，但留在国内的利润却极为微薄；而美国则在芯片设计、操作系统、专利、品牌定义等高端领域掌握了绝大部分的利润，虽然其投入的生产劳动力并不多。假设一台售价为1000美元的iPhone，在中国工厂完成最后的组装以及电池、金属中框和各种小配件的生产，那么统计上，中国所创造的增值大约在100到150美元之间，这些都被计入中国的GDP。但实际上，这部分利润仅占2%左右，而美国则因其高附加值而占据了58%到60%的利润。在劳动生产率和能源消耗方面，中美两国无法相提并论。因此，撇开更深层次的问题，单从效率的角度来看，已足以解释现状。对比来看，劳动力成本与价值之间的差距显著，大规模的GDP并不代表国民收入的提高；这并不意味着企业过于吝啬，而是我们在物理取舍上表现出色，却在价值取舍方面显得不足。无疑，美国也有其自身的问题。在一个和平时期，各国各自发挥比较优势，美国从中获得了显著的价值优势，但面对新时代的冷战格局，其产业空心化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。特朗普对两个事实大为震惊：首先，俄乌冲突中常规装备与弹药的消耗显示，基础工业的实力中美之间并无差别；其次，疫情期间，美国依然需要不断从中国进口口罩。这也正是特朗普推动制造业回流的原因，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念相悖。中国的强大生产能力并未能有效支撑消费的增长，这不仅是效率上的疑问，还有选择性的问题。实际上，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本质上是计划驱动型的生产者模式，而非依赖居民收入的消费者模式。前者天生重视生产，而轻视消费，消费是随生产而来的；而后者则强调消费，生产应随消费而进行。无论如何，一旦投入资金，消费者模式意味着将资金转化为社会保障，提高全民的共享福利，甚至像新加坡那样常年发放资金；当普通居民手中拥有了财富，市场需求便随之产生，生产将随消费而动，若消费领域快速发展，生产者自然也能获得丰厚回报，国家税收也因此水涨船高，形成生产与消费良性循环的闭环。反之，若资金主要流向公共设施和基础建设，尽管城市面貌焕然一新，但往往会遇到效率递减和软预算的制约，导致账务上出现问题，投资与收益失调，资金在低价值领域徘徊，从而使企业利润难以提升，员工工资无法增加，社会保障网空虚，最终导致生产与消费的脱节，陷入恶性循环。当然，这并不是在讨论生产与消费的对立关系，核心在于：消费应为目标，而生产为手段。若要坚持生产者模式，需避免陷入指令经济的泥坑，而此时要注意生产必须紧随消费，因此首要解决的是向消费领域注入资金，而不是一味追求生产。经济学的真理并非绝对，而是相对的。当出现失衡时，就需要明确方向进行调整。尽管今年的十一消费表现平平，但这很可能促使政策的方向重新定义——向消费者驱动模式转变。尤其是在当前的背景下。